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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沉默和忧伤【一】　　腊月，我们开始返乡。北风满怀豪情，抵制所有的浮躁和虚幻。眼前要做的是切切实实的事情，排除工作总结的捏造，年终量化的虚假等等。在远方，是一段不能用距离来衡量的长度，那里是我们的老家。我要回去的路并不长，走出本地，跨过一个乡镇即可。棉田早已收整，青青的麦苗泛着鲜绿，早些年并不曾出现此样的情景。棉花价钱大跌，据说我们这里棉花质量不高，纤维度不能达标。村庄的劳力大多外出打工。近年形势好转，有部分人返乡种田。一路有高大的白杨树，方形的田地，新修的水泥路，似乎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宣扬它的富气。　　一直以来，回家显得落寂。气宇轩昂，激情万分，满面春光，许多的场景并不能因为物质因素就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西服、领带，骑着车，尽可能地带上一些东西，衣服，香烟，正宗的粮食酒，还有特意思请人书写的春联。很难说清这些实物究竟要去体现些什么，却是要好好准备。进入村庄，村庄之外，我们找不到严格意义上的界限。矗立的高楼，往来的车辆，高声的吆喝。我们曾经用过的词语，像宁静，静谧，或者清新等等，不再单纯地属于乡村、田野和我们的生活。试着移情于景，一棵树，两棵，三棵。拐弯，再拐弯。　　终于有充足的理由回家。在春节。而此前，五一，端午，国庆，中秋，元旦。并不是每一次都有适当的条件。工作加班，赶人情喝酒，外出学习。错过了无法弥补。有时很笨拙地表达着歉意，母亲总是说，谁要你回家了？没有时间就别回来，家里的事情你不要担心，好好搞好你的工作。我无语，因为母亲一个人在家。只是有时提醒母亲，家里的活能做的就做，不一定非得做得比别人强。母亲就是这种性格，在农活上喜欢逞强，三亩田的收入比别人八亩田的收入还要多。我臆断母亲的逞强出自内心的压力。一个人的生活，孤单的每一天，夜晚，无边的黑暗，母亲抗拒着所有的恐惧和思念。我猜测，那笑容，不过是对儿子的关爱，对内心的掩藏，把信心留给我们，独自被痛苦噬咬。　　树木黄叶落尽，曾经葱绿的篱笆墙破败不堪。鸡鸭欢快。一段士路，暗淡的灰黄。房屋很夺眼，雪白雪白，和邻居形成鲜明的对衬。我结婚前夕，母亲请来泥匠，用石灰把墙壁重新粉刷一遍。并且像做卫生墙一般，四周及屋檐下全泥上水泥。除去墙壁，还有一套桌椅，新买回的床及床上物品。虽然我在家居住的时间很少，有些物品可以将就着用，但母亲坚持全部换新的。我知道母亲的节俭，但这次，母亲丝毫没有节约一分钱。放倒遮掩的大树，斫去茂盛的灌木，再铲平日积月累的粪堆，禾场填平了，让它升高。整齐，开阔，亮堂。【二】　　弟弟来信了。大号油皮信封，厚厚的，沉沉的。母亲迫不急待地递给我。信很短，只有一页纸的内容。我没有读出声，母亲追问信的内容。弟弟从来不会仔细描述自己的生活过程，显得沉默少语。我告诉母亲，弟弟信中只是极为简单且显得敬重的问候，然后就是让我们不要担心之类的宽慰话语。我把弟弟寄回来的一叠相片递给母亲看，母亲微笑着，说这张不是在天安门吧？我说是的，就是北京天安门。印象较深的有两张。一张的背景是白天，在天安门广场，穿着休闲服，他和一个朋友相互搭着肩，弟弟显得很严肃，母亲说看他这样子，怎么就不笑一笑呢。另一张是在夜晚，灯火阑珊，弟弟独自倚在一座桥的栏杆上，透着成熟和自信。信中说他现在就在北京市内一家餐馆里打工，主要的工作是配菜，现在已经学习的差不多了，不多久就能自己当师傅。母亲唠叨，餐馆里好是好，就是累，睡得晚却要起得早。　　十七岁，弟弟远去打工。母亲一再阻拦，弟弟在家里呆了两年后，执意跟着我的同学走了。我的同学在北京混了四五年，回来的时候，西装革履，半调北京话，在全村甩烟，俨然一幅小老板的派头。他极力劝说，并且保证弟弟的工作。我们满怀信心。谁知同学并没有能给弟弟找一份好工作。弟弟说，到北京的最初是在建筑队里做事，搞了半年，老板仍是不给工钱，同学知道了，带了一帮黑道上的人要去找老板，结果老板逃跑，半年工钱也泡汤。电话中得知此情，知道弟弟一定吃了不少苦，做工程的有哪一项是轻活呢？我提醒他说，吃一堑，长一智吧。　　弟弟的第二个工作是帮人养花喂鸟。我以为这是一项不错的工作，至少不是苦和累的体力活。弟弟说老板对他不错，一起的三个打工仔，他感觉自己是最得老板赏识的。诚实、勤恳、坚韧。这是弟弟身上优秀的品质。这样的场所不会有繁重的体力活，我劝勉他，工程队那么累的活都做了，对于养花喂鸟这类活，一定要细致，要腿脚勤快，嘴巴灵活。弟弟说他买了不少书，曾国藩的《心镜》（后来回家赠送给我）、《小老板的公关与领导艺术》、《卡耐基成功之道》、《中国十大元帅风云》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他说这些书都是从地摊上买的，便宜且有用。我鼓励他，多看书，多学习，总不会是什么坏事情。一年半后，弟弟被老板炒鱿鱼，老板说弟弟喂鱼太马虎，把他的几条金鱼喂死了，于是毫不犹豫地辞了他。弟弟在电话中骂道，他放屁！妈的，这些老板真是精打细算，他说好每隔半年加一次工资，结果说生意不好只加了一次。比我先来的两个工人都被他因为找理由先后辞掉了，倒不是因为我做的好，原来是他在算计我们。老工人要加工资，而新工人来了后要从最低工资开始，他这样做就可以永远给工人开最低价。招工书上说的每半年长一次工资其实是骗人的鬼话。　　弟弟从花店出来，找我那同学借了一千元钱，加上几年积攒的，自己租了间房，买了辆三轮车，做起了鲜花的买卖。弟弟先从大的花店进货，再用三轮车把花拖到四处卖。同学说，你弟弟不错，有胆识，有头脑。后来同学又告诉我，其实弟弟做的并不简单。一是这鲜花并不是像白菜萝卜一样，人们每天必买，因此销量不容乐观。另外城管特别严，到处抓人。弟弟每天都要绕道走，钻街走巷，像和城管人员捉迷藏，得处处长后眼睛。即使这样小心翼翼，但是弟弟还是经常被城管工作人员抓住。做了大半年的时间，三轮车被没收了三辆，赚的钱全部赔在没收的三轮车上了。　　我一直以为，这样的工作方式，三番五次地更换，一味地让老板炒掉，总会让人不能接受。对于我，可能滋生出恐惧、心酸、胆怯。弟弟说，如果这样想，那是极端的错误。很多时候，哪怕老板不炒你，你也要学着把老板炒掉。在外打工，和家里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的目的是挣钱，只有不断地更换工作，才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树挪死，但人会挪活。母亲总是在我耳边嘱咐，你弟弟来过电话吗？天凉叫他多穿衣服，让他专心的找一门工作，不要换来换去的，外面坏人多，叫他注意安全，不要和坏人交往等等。我便说，他在外面这么多年，不是一个人生活着好好的嘛。母亲知道弟弟的小心谨慎，但总放心不下。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只好劝慰。村里人传说着我那同学的轶事。说我的同学在外面并不是做什么正当的事，而是加入了黑社会。况且我同学带出去的另外一个本村男孩，几年后回来，就因为抢劫被叛刑。村中有好心的人问母亲，你儿子不是是他带出去的吗？可要注意呀。母亲更回担心，一段时间里寝食不安。　　后来，弟弟又做过烤羊肉串，进了几家餐馆。但都因生意不好而关门。有一段时间，弟弟在北京物色了一个地址，准备自己做老板，开个餐馆，他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肯定了他的想法，但却因为城市清理，计划成为泡影。时间挥手而逝，弟弟辗转北京、山东、广东、湖北等地，不停地换着工作。最近，弟弟打电话说，总不能在外面打工一辈子，如果可能，想回家开个餐馆。在家里，生活才会显得平静，舒坦，轻松。【三】　　按我们的乡俗，大年三十晚，后辈人要买了鞭炮、火纸和香烛到祖先葬地上坟。然后是夜里零点燃放鞭炮，第二天清晨早早起来再放一次鞭炮。其意大概是辞旧迎新，趋邪避鬼之类。多年以来，这几项任务都是我所完成。少了儿时的好奇和兴奋，徒增空洞和虚无。大年三十的团圆饭，先是母亲、我、弟弟。尔后弟弟外出打工，只有母亲和我。再后来是母亲，加上我和妻子。三五个人，四方形的饭桌，一人一占据方。母亲总是烧満桌的菜，荤素俱全，有色有香。哪怕剩下多半的菜，毫不可惜。母亲试图用可口的饭菜和红色的布置来营造融洽的气氛，在春节，在喜庆的日子，我们必须学会选择，遗忘过去，才能拥有微笑和快乐。　　陈年往事的忧伤，在那年腊月二十八。事件是清晰的，但过程模糊。一切风平浪静后，才明白只有母亲还在身边。幼小的梨树，青青的白菜，未完成学业的儿子。母亲的担子，瞬间圧进千斤重铁。父亲的去世，恍若一场暴雨，让所有的亲朋好友措手不及，疯狂过后，继而是妥协，冷静。丧事如此简单，惟有天翻地覆般的大雪，一切多了肃静与萧瑟，深沉而凝重。突然之间，我长大了。大伯说先去村里找会计贷款，我跟着一同去，解说，保证，签字，附加承诺和责任。时间的推算，坟址的选择，骨灰盒的样式，长辈商量之时，无一不来征求我的看法。十七岁，我必须努力识知身边的事情，学会决断，把握方向。　　三亩田梨树，是父亲的心血。换地，买树苗，修剪，守护。三年的时间的呵护，梨树苗茁壮成长。长辈们商量说，梨树不比棉田，需要强壮劳力，最主的是白天黑夜都要守候，要不然一切心血都为小偷而作。我不同意，梨树即将挂果，三年的时间，第一年是一定有好收成的。长辈仍然坚持挖掉梨树，我默然。二亩地的白菜，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母亲和弟弟一起，架了板车，送到镇上的中学。中学校长是同村人，母亲说，去校长说说情，他是会照顾的。我曾经是那位校长的得意门生，母亲找到校长，他很诚恳地接待母亲，结果母亲和弟弟每个星期送一车菜到镇中学，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　　母亲接过家庭重担，包揽家庭中只有男人才做的一切体力活。耕田、拖土、打药、施肥。一个人做着两个人的事情。母亲本来就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现在，更多了一份坚强和倔强。母亲的笑容仍然挂在脸上，自信的笑容，带着风霜和伤痕，像一支悠远的曲子，低诉，怅然，凄美。　　我出门上学，母亲让弟弟送我。只有一个背包，我推辞，弟弟坚持。他推出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他骑车，一段路程后，气喘吁吁。中考通知书早已发到手中，弟弟的分数虽说没有达到重点线，却也不错。弟弟的成绩一向不错，初考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进重点初中。但因为家庭，他牺牲了自己的理想，浪费了更多的学习时间。临行前几天，母亲对我们兄弟说，家中二千块钱，哥哥要带一千块的学费和生活费，剩下的一千元，你可以去读高中。不管如何，哥哥的学业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不能中途而废。弟弟没有说话。在路上，我问弟弟，错过读书，就不会再有机会。他坚决地说，是我自己不想读了。一会儿，他又说，哥，有我在家里，你放心。弟弟口中，第一次说出这样化的语言，我愕然，只觉心酸，不知如何回答。【四】　　在母亲的期盼中，弟弟终于回来了。弟弟只有春节前后二十天的假期。大叔找人捎信说，现在给弟弟说的那家媳妇，家境不错，一个独生女，长相娇好。母亲说，大叔人很好，很早就张罗着给弟弟操心，大叔说，现在社会，接媳妇或上门做女婿，都是好事，干脆让弟弟到女方家做插门女婿，免得母亲费神操心。母亲解释，这事情还得孩子自己作主，他在外打工，我是作不得主，只有等他自己回来再说。前几桩好事，都因为弟弟没有回家而成为泡影。大叔甚至有些责怪，说这次如果再不过去，也就懒得再操心。母亲让我和弟弟一起到大叔家，大叔见到我们很高兴，立即出门去喊女方的父母。不一会儿，女方父母过来。礼貌的招呼，问候，加上闲谈，查户口般。弟弟寡言，双眼望着别处，一副漫不经心样子。大姨准备了酒菜，要我们同吃午餐。那双亲婉言推诿，我知道这桩戏肯定唱完了。过后，大叔说，那家人嫌弟弟少言木讷，还有就是眼睛，还戴着一副眼镜。大叔说，其实那女孩是见过弟弟的，在大叔家中，女孩对弟弟的人才很满意。近一米七五的个头，有棱有角，我相信弟弟的外表。大叔说那女孩因为和父母的意见不和，一气之下，跑到外面打工去了。大叔还想提了烟酒去解释，弟弟阻拦。事情作罢，母亲知道其中原因，言词中有些埋怨弟弟，不会说话，不会表现。母亲和大叔用心良苦，但本性难移，何况弟弟的本质是好的，诚实，正直，勤劳。　　弟弟定好返回日期，母亲说，你要坐的那一趟车的路线，前不久出过事。在一个坡度很大下坡处，突然刹车失效，司机提醒乘客，稳定，坐好，千万不能惊慌。结果还是有一个青年男子自作主张，跳车逃生，却落在另一辆车的车轮下，当场死亡。母亲千叮万嘱，乘车，过河，夜里出门，喝酒，工资，意外等等，啰啰嗦嗦，恨不能把所有担心和期望全部装进弟弟的背包。弟弟在外摸打滚爬许多年，生活的痕迹早已嵌入他稚嫩的肌肤，我理解母亲的顾虑，但更相信弟弟的适应能力。离开家庭，弟弟身上多的是结实和强壮，性格沉默也稳重。　　母亲反复地强调，遇到熟悉的人，就要打招呼，这是最基本常识。母亲喜欢拿村里人举例子，什么事情要敢说敢做，只要是对的，不去无中生有。不知道母亲是否针对弟弟在那桩亲事上的态度。十多年时间，母亲一个人支撑着家庭，繁重琐碎的家务，外面的一切往来，母亲都能够独挡一面。我不止一次听到母亲的叹息，在夜里，寂静中，那声音穿透相隔的几堵墙，如锋利的针尖，刺痛我的内心。所有的白昼，显得苍白和虚假。笑容，喧哗，笑话，举手投足的影响，感染我们的是力量，来自家庭生活底部，积极地，有朝气地去对待每一天。母亲所拥有的真实，却在黑夜，是看不到的忧伤和寂寞。　　　　　　　　　　　　　　　　　　　　　（2005. 　　首先要去见阔别十年的周老师。老师除了有点发福，变得像毛主席外，其它一点都没变，特别是对学生的那份真诚。柳青说过，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我的一生可以说是频逢劫数。唯有几位师恩难以忘怀。正是在老师的谆谆教导下，几十年不敢稍有懈怠，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周老师是我英语老师，正是我人生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好老师。他英语课上得最好，也最扎实，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受业恩师很多，可其它老师都已失去联系了。读一本好书，如饮甘露，交一好友，胜读百本书，遇一良师，如交百位朋友。良师对于一个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先辈素有“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一说。但要真正遇上好老师，也只能像我这样碰运气。说老师恩同再造，一点也不为过。我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给我上过一堂课，就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份感激之情刻骨铭心。 盛夏过去，天气转凉，她的手香味儿，也就没了。 　　“没有呀。你的钥匙丢了？”妻子狐疑地看着我问。钥匙丢在哪里了呢？我自言自语，懊丧不已，在房间内来回踱步，冥思苦想也想不出钥匙究竟丢在哪里了。钥匙不见了，办公室的门打不开，资料拿不着，工作完不成，我想周一的时候怎么向经理交代，真是急死我了。 　　妈妈你知道什么，他们好些人的成绩都掺杂水分。我亲眼看到过亲耳听到过他们作弊。他们作弊我管不了，可是，我拼死拼活的学习，到头来却考不过他们，我，我还上这个学干什么。从来老师们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真正了解理解你的老师凤毛麟角，我最难过的是自己的努力被漠视，明明在拼搏却被误解，我最怕的是某些老师的不信任不屑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