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土地流转费越来越接近“天花板”，而种粮农民的收益空间却没有相对提升时，种粮大户有怎样的反应?政府又是如何思考和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难题的?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在农业大省安徽开展了调查。

　　把“鸡蛋”放到多个篮子

　　地处皖东地区的滁州市自古以来就是安徽的一大“粮仓”。当地农民王守明自2010年起开始流转土地种粮。“那时候的流转价格有两种成交方式。一种是交粮，每亩地交450~500斤稻谷;一种是交钱，每亩地600块钱左右。每三到五年以一定比例上涨流转费。2013年起，我流转的土地租赁费涨到了550斤稻谷/亩地。”王守明说。一方面是土地流转费用的上涨，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这让王守明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

　　由于流转达到了近万亩面积，王守明坦言自己享受到了一定的农业补贴项目。“但普通种粮大户基本很难享受到项目补贴，能拿到手的种粮补贴只有每亩10元的良种补贴、每亩10元的种粮大户补贴，以及这两年新增加的每亩地20元的秸秆禁烧补贴。”王守明告诉记者，2012年，当地政府对流转进行政策补贴，他享受到了每亩地100元的补助。但那只是一次性补助。对于每年都要“雷打不动”支付的土地流转费而言，这些补贴都只是“杯水车薪”。

　　面对日渐增高的成本和无法预计的自然风险，即便是王守明这样的种粮大户也依然感到危机四伏，必须“突围”。“从单纯种粮开始转型，搞了一部分试验田种植设施葡萄。如果市场前景不错，就把葡萄面积逐渐增大。”王守明介绍说，另一方面，自己还在着手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发和销售公司。这样把“鸡蛋”放到多个篮子里，可以降低种粮的风险。

　　种粮要种出“高价粮”

　　“我们这边的流转价格已经达到了每亩地1000斤小麦，在安徽省算比较高的。”皖北太和农民徐淙祥流转了万亩田地从事小麦种植。虽然流转费用不菲，但对于老徐来讲不算难题。“一是我懂技术，能种出高产田;二是我种的是种粮，市场价格高。三是我用的都是农业大机械，用工成本大大降低。所以，我的种田利润还是不错的。”

　　来自皖西六安的种粮大户张李桃是一位现代职业农民。“种粮这些年来，流转费几乎年年在涨。现在六安地区已经涨到每亩700斤稻谷的流转费用。但是我们也不断通过提高技术、找稳市场等手段来减本增效。”张李桃说，当初自己抛弃都市白领生活回安徽种粮，就已经做好充分的市场风险评估。现在他已经在寻找未来农业发展的新机遇。一方面通过自己种植示范带动，另一方面通过与下游粮食加工企业的合作帮助更多的种粮大户卖粮食。再建立种粮大户档案，推销农业社会化服务。

　　半途而废寻常见

　　与这些有经验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相比，传统的种粮大户对于土地流转费的上涨显得相对担忧。“我十年前种粮，流转费才一亩地100多元，现在已经涨到了每亩地500多元了。这样下去，效益越来越低。我就准备退休了。”地处皖中合肥市肥西县的种粮大户葛义学说，这些年来，因为地区差异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跑到他们当地流转土地，无疑加大了成本竞争。由于竞争激烈，使得很多种粮大户不敢在基础设施方面过多投入，生怕打了“水漂”。其实从长久来看并不利于粮食生产。

　　随着农业投资热潮的到来，流转土地频繁易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些政府部门为了保障市场波动情况下农民利益不受损，出台了不少应对举措。比如在安徽省会合肥，当地农委就出台了防范土地流转风险需要提前打保证金制度。然而对于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防范和补偿机制却鲜有提及。

　　让市场自己“做主”

　　“我们县虽然是粮食大县，但没有出台针对种粮主体的直接奖补政策。考虑到种粮主体的承受能力与日俱增，庐江县通过对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奖补、对种植业保险的提标扩面等其他环节的补贴以达到对种粮大户的保障。”庐江县种植业局局长邓本宜告诉记者，虽然通过间接补贴的形式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但毕竟对种粮主体有益处。

　　“这实际上是农民土地收益保障和农业经营成本日益提高之间的矛盾。我个人认为政府只能有序引导，让市场定价，对于过高部分予以平抑。通过其他途径对农业经营主体在贷款、保险等融资方面予以帮助支持，以平稳矛盾关系。”安徽省种植业局副局长黄秋云介绍说。

　　“初期，政府可能会干预和指导，但随着竞争，必须要逐渐退出干预市场的机制。我们目前正在抓的两件事其实正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效办法。一是通过技术普及指导，提高单产效益。二是抓好职业农民培训，提高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能力。通过这‘两手抓’，让更多的农业经营主体科学种植、经营管理的本领增强，在实际种田中减本增效，摆脱‘天花板’的困扰。”安徽省农委副主任王华表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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